吴连登是毛主席身边最后的贴身服务员。从1964年起，他陪在毛主席身旁，一起走过了最后的十二年时间，直到1976年9月，亲自护送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前往纪念堂。

1961年，在中南海的颐年堂里，他当时只是个普通的服务生，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年他19岁，刚从乡下来到城里，还是个愣头青的小伙子。当他第一次给主席递水时，吴连登感觉自己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回想起跟主席初次简短交谈那会儿，我又激动又忐忑，对话挺平淡的，没啥亮点。聊起这事儿，吴连登现在还是满脸兴奋，“那时候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小职员，主席咋就选我当管家了呢，这事儿到现在我还是有点懵，也从没问过他。”

吴连登刚开始在毛主席家工作时，确实感到挺新鲜的，但每天忙里忙外的管家生活很快就让他没了那份闲心。不过，那些年在毛主席家的日子，真的是让他刻骨铭心，现在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老人精神头还是很好，那些往事依旧清晰地记在他的心里。

新华门影壁上的字是咋来的：新华门那堵墙上的题字，其实背后有个故事。这个题字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它有一定的来历。据说，当时为了给新华门增添点文化气息，就找人来题字。题字的人也是经过一番挑选，最终选定了有深厚书法功底的大师。大师挥毫泼墨，一气呵成，那字写得是苍劲有力，气势磅礴。就这样，这些题字就成了新华门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承载着一段历史和文化。这就是新华门影壁题字的来历。

为啥中南海新华门的墙面上要刻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呢？啥时候刻的，这些事儿知道的人其实并不多，媒体也很少报道。吴连登觉得，把这背后的故事讲给后人听听，挺有意义的。

“汪东兴老跟我讲起那五个字是怎么来的。”吴连登回想道。

解放后，毛主席他们进了中南海，除了把一些实在破得不行的地方修修补补，稍微装点下，中南海里面大体上没啥大变动。好多砖墙还跟上个世纪初一样，光秃秃的啥装饰都没有。就连新华门那影壁，也还是袁世凯那时候的老样子，深灰色的砖，中间一个椭圆形的图案，四个角上雕了点花纹。

1961年的某一天，主席和汪东兴坐着前苏联送的那辆“吉斯”防弹车，路过新华门。主席瞅瞅门口那影壁，转头跟汪东兴讲：“哎，你说咱能不能把那影壁好好利用起来？”汪东兴一听，立马点头答应，说那就写上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再添个“艰苦朴素”也挺好。

毛主席问汪东兴：“给我写传记，写得怎么样啦？”

汪东兴讲道，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老百姓服务的。

主席微微颔首，表示了赞同。

吴连登回想起来，后来汪东兴指派了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周启才和武建华两位同志来办这事儿。没过多久，中南海新华门和东门那两面的墙上，就用上了毛主席那种风格的字，写着“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

“给主席当管家，这事儿既轻松也难搞”：给主席做管家，说起来是个挺有面子的活儿，但其实里头的门道可不少。说好管吧，确实，能近身伺候主席，那是多大的荣耀啊，不少事儿都能顺畅不少。但要说不好管，也是真的，毕竟主席的事儿哪一件不是大事，稍有不慎就可能惹出麻烦。你得时刻绷着根弦，把主席的日程、喜好、习惯都摸得透透的，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而且，你还得有个好脾气，毕竟主席也是人，有时候也会有情绪，你得能接住，还得妥善处理。所以说，给主席当管家，真不是个简单的活儿，得面面俱到，还得随机应变。既得尽心尽力，又得不卑不亢，这样才能把这份工作干好。

吴连登刚开始几年在毛家“搭把手”时，主要就是干些零碎活儿：打扫卫生，整理书房，归置归置衣服，还有就是照看主席家的储藏室。

一想到主席家那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里就憋屈得直想哭。

过了好多年，吴连登聊起他刚到毛家那会儿，还记得清清楚楚：仓库里头，既没有高档衣服，也没有金银财宝，更没啥礼物摆在那儿。

从延安那会儿，带过来好多物件儿，比方说主席常穿的那件大厚棉袄，还有一些旧衣裳，用过的毛巾、袜子、衬衣这些日常用品。仓库里头最拿得出手的，要数毛主席五十年代初去苏联访问时做的那件大衣，还有深色的中山装、礼帽、皮鞋。这些东西，主席回来后就没再动过，一直搁在仓库里，成了最值钱的摆设了。

1968年起，吴连登就开始全盘打理毛家的事务，主席的生活起居和家中大小事都由他一手操办。他的活儿可不轻，得管着毛主席和江青的工资开销，还得操心主席的吃喝拉撒。另外，江青和孩子们家里的那些琐碎杂事，也都得靠他去处理……

说起在毛家做“钱袋子”头头那会儿，吴连登心里跟明镜似的，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管这个家，说是容易其实也难。”他这样总结道。

说起来容易管，其实主席一分钱都不拿，也不关心钱是怎么用的。但说难管吧，也确实有很多地方得花钱：党费要交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加起来得80多块，这些都是每个月固定的开销；吃饭方面，每个月大概要花100块左右。另外，还得管着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是每人每月给15块，后来加到30块了。

小孩们因为有事用了公车，主席坚持要自己掏腰包付车费。而且，碰到请民主人士、老朋友还有老家亲戚吃饭的时候，加上他们的车费、住宿费、甚至医药费，这些加起来早就超过了300块。另外，毛主席还有两个小爱好，抽烟和喝茶，每个月烟钱至少得好几十，茶叶也得花上30多块。所有这些开销，都是从他的工资里扣的。

你可能想不到，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个茶，管家都得去付钱。我们大家啊，都是为了给主席脸上贴金，给党争光，都严格按照规矩来，一分钱都不能少算。”

就算家里有个特别会过日子的管家，毛主席那会儿家里还是经常钱不够花，开销大过收入。说到毛主席的稿费，吴连登就说那可不是随便能用的，“主席讲过，他的稿费是人民的，不是他个人的，将来还是要用到人民头上”。

毛主席一辈子都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他过着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简朴日子。他没给儿女留下一点钱、一块地、一栋房，到他快不行的时候，家里全部的家当就只有几百块钱，而这最后的一点钱也交给了国家。

毛主席家里头，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

毛主席在吃的方面不挑剔，总陪在他身旁的吴连登说：他唯一在意的就是别糟蹋食物。

有次吃饭，主席看到桌上的饭粒，就夹起来要吃。我连忙说：“主席，那个不用了。”主席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问我们：“你们知道农民的辛苦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不能浪费粮食。这不只是一粒饭的事，而是要倡导一种精神，就是要勤俭持家，节约资源，还要艰苦奋斗。”

主席特别喜欢喝猪骨炖汤，他会用上大约五六斤重的猪骨，再加上一只大概三四斤的老母鸡一起炖。这汤不仅能当菜吃，还能用来调和其他汤品。炖到火候足了，就把骨头上的肉拆下来，老母鸡则炸成香酥鸡。等孩子们回家，就能好好享用一顿大餐了。要是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换来的钱就记账上。主席家里头，可从不浪费一点东西。”吴连登是这样回忆的。

毛家规矩紧得很，就是不允许搞啥特殊待遇。毛主席讲过：“咱中国啊，不缺我这毛泽东一口吃的、用的、花的那些东西。可要是让我毛泽东随便吃、随便喝、随便拿，底下的人都会跟着学，那咱这个国家还怎么管得好呢？”

1970年的时候，毛主席最后一次登上了庐山。那会儿，江西省委特意送来了一条挺大个儿的娃娃鱼，估摸着有个六七斤重。吴连登就跟他们说，这东西就别给我了，主席他老人家不会吃的。但他们坚持说这是他们的一点心意，硬是让吴连登给毛主席做来尝尝。因为这东西挺特别，吴连登就向主席汇报了一下这事儿。

主席吩咐说，把它放生了吧。他解释道，那是一条娃娃鱼，在山沟沟那种艰苦环境里才能见到的珍稀动物，咱可不能吃。这事儿啊，就连住在一起的江青也是一样的态度，“江青因为怕胆固醇高，吃鸡蛋都不吃蛋黄。主席就让厨师把蛋黄留下来，等李讷来的时候，用蛋黄给她炒饭吃。”

吴连登解释道，“说实话，江青在生活上并不追求啥奢侈享受，毛主席对她有很多约束。以前有些报道把主席捧得太高了，同时也把江青说得太坏了，比如说江青拿牛奶洗澡，那纯属瞎扯，那时候家里牛奶都不够大家喝的，咋可能那么浪费嘛？江青用的最贵的护肤品，也就一瓶国外的发胶。”

小孩们一周就那么一次机会能和主席一起吃饭，平时都只能在食堂解决。主席讲，这关乎待遇。大灶上的饭钱也是我出的，但在我这儿吃意义就不一样了。我为老百姓做了点贡献，这是他们给我的一种待遇，那些小孩们可没这权利。

吴连登讲道，外头时不时给主席捎来点土产，主席总是让他拿去给幼儿园，要不就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从没想过要把这些土产给江青，也不会留给自家的孩子。

毛主席家里头有辆26寸的自行车，是天津那边自行车厂送来的。有人提议说给李讷骑，但毛主席说这样不行，这辆自行车得留给工作人员用。至于李讷的自行车，那是主席自己花钱买的。

吴连登讲道：“在中南海，主席家的孩子们那可是人人夸赞，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主席的好名声。”有回李讷去西楼想看电影，结果到了那儿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立马就转身要走。西楼的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了李讷，连忙摆手让她进去，可李讷就是不肯。最后，她写了个欠条，说是“欠西楼两毛钱”，第二天一早就把钱给送回来了。

吴连登在到毛家工作前，听说过“毛家整风”那档子事，这事儿对他触动不小。他说：“我虽然没赶上那会儿，但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算是在毛主席手底下干活儿，也不能借着主席的光，给自己捞好处。”

吴连登回忆道：“主席讲过这样的话，‘我做得到的，你们也得做到。我虽然是主席，难道就不能穿打补丁的衣服吗？家里用的东西，该多少价钱就是多少，一分都不能少给。我毛泽东，不贪心、不占便宜、不收贿赂，也不会白拿、白吃、白喝人家的。’”

吴连登聊起，在主席身旁服务的12年里，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勤俭节约，“我这辈子，打心底里信服毛主席！”

#图文打卡计划#